yongjiuav2@gmail.com

不被信任的特朗普政府虽然将中国纳入《全面削减核武器条约》框架下将会是美国政府的一大外交创举。不过《华盛顿邮报》表示，特朗普政府在任期频繁“退约”，退出了包括“伊朗核协议”与“中导条约”在内一系列重要条约，同时将国防策略从“全球反恐”改为“大国竞争”，并以此为由进行了新一轮军备投资，这使得中俄“很难信任特朗普当局”。

责任编辑：孙剑嵩（观察者网讯）特朗普要拉中国上核谈判桌了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表示，特朗普政府开始内部筹划中美俄三边核军控条约。三边核条约据《华盛顿邮报》4月27日报道，一名匿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对该报表示，特朗普总统已下令，白宫当局准备推动与俄罗斯和中国达成新的核武器军控协议。这是美国当局首次宣布要与中国就签署《削减战略武器条约》进行谈判（NEW START Treaty III）。

政策利好，并购潮起2013-2014年，宏观上看，受国外经济萧条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，传统行业利润承压，移动互联网等新经济颠覆力空前，曾经的传统行业公司要慢慢经营十多年才能上市，此时科技公司创立三四年就可以登陆资本市场，且市值体量、盈利能力都迅速超越传统行业公司。众多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急于寻求转型，众多科技新贵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欲望也同样强烈。

根据Al Shafi的说法，卡塔尔人最近购买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土耳其里拉，以支持土耳其经济。在将土耳其描述为“战略盟友”时，这位大使补充道：“我们与土耳其共和国的牢固关系在我们的人民中享有特殊地位。”另外，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监管机构宣布，他们将里拉外汇市场的杠杆率设定为1：1，直到9月3日。该监管机构称最近的“严重的价格变动”缺乏理性的经济或金融理由，并指出，这一举措旨在防止在牺牲假日（Feast of Sacrifice ）后可能出现的不满情绪，在此期间土耳其市场将被关闭。

在巨额的收益诱惑下，有多少外部投资者能够回避为投资标的拉升估值抬轿子的动机？而对于公司投后价值与公允价值的问题，斯坦福商学院的Ilya A． Strebulaev教授和他的合作伙伴Sauder商学院的Will Gornall教授在2018年5月合写的文章《Squaring Venture Capital Valuations with Reality》中，详细讲清楚了这一方式的问题所在。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寿双在《独角兽的估值泡沫》一文中写道：这两位教授的质疑逻辑很简单，说post-money valuation（投后估值）不能视为公司的公允价值（fair value）或真正价值。道理是，因为股份分为多种类别，每类股份享有的权利不同，特别是投资人持有的股份，都包含了很多保护性权利，其每股价值，与创始人持有的普通股的公允价值显然是不同的，如果简单以最近一轮融资发股的价格乘以所有股本，自然就具有误导性，高估了公司价值。用期权的角度理解，就是投资人股份都是含权的，比如特定情形下的回购、补偿等等，是非常常见的，那么其每股价值是高于甚至远高于普通股的，甚至比其他更早几轮融资的每股价值也高很多，那么，所有股本都乘以最近一轮融资价格显然是忽略了这种差异。

至于对外资产的价值重估，不妨以2014年末国际投资头寸表为例说明。按当时最新国际标准，我国使用市值法重估了境外上市企业的市值，而之前使用的是成本法。两者的差异可用一个例子说明。数年前，企业境外上市股票发行价是每股1港币，数年后这些股票每股价值3港币，其中的2港币就是市值重估。由于境外上市企业的股票属于对外股权类负债，2014 年末相关统计从成本法转向市值法后，一次性地释放了企业境外上市多年的价值重估影响，对外负债增加了约3000亿美元。这3000亿美元股票市值的上升，就反映了境内被投资企业价值的增长。